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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 年冬天，江泽民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参加的 11 次座谈会，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。1992 年春，借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，吴敬琏向党中央提出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的命题被正式采纳。同年 10 月，十四大正式宣布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。

与日本国情顾问竹内伦树教授的交流，对我启发很深。日本不乏有识之士，他们真正理解日本的国情，清楚日本的病症所在，也明白日本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。相信他们目前遇到的困难，是结构调整上的困难，他们一定会重新走向振兴之路。相比日本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优势。日本基础设备十分完备，找不到什么地方还需要建设；日本的环保十分优秀，这么一个工业化国家，环保如此之好，是令人羡慕的，环保投资也找不到投入的地方；人们普遍比较富裕，教育也比较发达，启动内需真不知道从何入手。而中国经济正在兴起，不说西部，就说东部基础设施也十分不完善；东部的环保还不知要投入多少，才会重回青山绿水；不说西部还有尚未脱贫的人，就是东部下岗工人，都有待生活改善；十二亿人民居者有其屋，以及良好的公共交通体系，不知要投入多少才能解决。全国十二亿人受教育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工程就十分巨大。减轻农民负担，由国家来建设多媒体的农村中小学，就需要数千亿，更何况把现在的大学建成现代大学，还不知道有多大的投资机会。因此，中国的启动内需，一旦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，成为持续不断行为，中国至少有二、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机会。不过在发展中要注意一旦富裕起来后，可能产生的福利社会的动力不足问题，提早预防，就不会出现日本出现的问题。目前，加拿大、北欧这些福利国家都遇到税收过高、福利过好、优秀人才大量流失的困境。我们认真研究吸取经验教训，就会持续有效地发展。

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，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，要求先治理环境，再放开价格。韩国就是先通货膨胀，后治理，打“时间差”，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。吴敬琏也认为领导讲的不对。于是，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，脸红脖子粗，10 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。

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6月2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：“从整体上来看，日美双方的义务保持平衡，单方面的指摘并不恰当。”▲当地时间2019年6月28日，日本大阪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。特朗普启程出席G20大阪峰会前向媒体强调：“将与多国（首脑）会面。许多国家一直以来都利用美国，如今（被利用的情况）完全不会再有。”重申有意通过与各国首脑的会谈为美国谋求利益。

而新一届美联储的灵活性就在于，2019年起一年八次FOMC议息会议后都有记者会，不再是一个季度召开一次记者会。鲍威尔本周也提醒市场转变观念、适应新环境：“未来每一次FOMC都是现场直播，我们可能在任何会议上开启行动。”不过，从上述分析可知，美联储开启的行动内容是一大悬念，其中不排除意外宣布暂停加息的可能，这将偏离既定的加息轨道，重点需要关注12月FOMC会后发布的经济预期与官员利率意见“点阵图”的更新。

如果，华为的增长速度大幅减慢，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都会在华为出现。没有及早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就会陷于被动。随着日本企业长时间不吸收新员工，员工平均年龄逐步增大，人才结构由宝塔型转向纺锤型，优秀的人才少，新生力量少，年龄大的一般员工多，使企业缺少活力，而且工资成本较高。由于人才的流动减弱，职位相对凝固，使创新明显不足。